“常德”，最早见于《老子》：“天下为溪，常德不离。”又见于西汉毛氏《诗·常武》序：“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焉。”北宋政和七年(1117)，鼎州设常德军，后升为常德府。“常德”之名沿袭至今。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沅水下游和澧水中游，素有“荆楚要地，黔川咽喉，湘西门户”之称。常德市在秦代属黔中郡，两汉时属武陵郡。三国以后直至清代，常德市大致按沅水、澧水流域分治。沅水流域，先后是武陵郡、朗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澧水流域，先后是天门郡和南郡并立、天门郡和南平郡并立、南平郡和南义阳郡并立、澧阳郡、澧州、澧州路。澧州在明太祖九年至三十年，曾隶属于常德府。民国时期，沟通沅澧水流域的陆路交通有所加强，常德市政区设置又合二为一，先后设置武陵道，第一、第二、第四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德市先后设常德区行政专员公署、常德地区行政公署、常德市人民政府。今日常德市为省辖市，辖2区6县1市，即武陵区、鼎城区、安乡县、汉寿县、澧县、临澧县、桃源县、石门县、津市市。总面积18，190平方公里，总人口596．55万人。

(一)

　　常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由于历代祖先们的辛勤劳作、治理和开拓，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迄今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迹50余处。津市虎爪山遗址，是湖南发现最早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第四纪网纹黄土层中，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经鉴定距今约30万年左右。位于石门县阳泉乡的燕尔洞洞穴遗址，发现了一段远古人类右股骨化石和臼齿、下颌骨、趾骨化石，被专家命名为“石门人”。其他发现主要有距今20~5万年的澧县鸡公垱、15万年前的石门县王家山、10~5万年前的鼎城区石板滩以及汉寿县牛碑山等遗址，可以找到常德人的祖先进化、发展的轨迹。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常德地区发现的有540多处，常德人发展的线索更明显了。彭头山遗址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而文化内涵比较典型的遗址之一，距今约9，000多年历史，被命名为“彭头山文化”。彭头山出土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已为语言学家破译，被认为是中国和世界文字的源头。在彭头山一个叫“玉蟾洞”的史前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一枚最古老的陶片和两粒半稻谷，经测定距今约1．4万年。常德人据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6，000年前的粳稻是洞庭湖沅澧流域我们的祖先传播过去的。1997年，在澧县的八十挡遗址又发现了数以万计的8，000年前的古栽培稻，被学术界命名为“八十垱古稻”。这一发现对于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及新石器早期聚落形态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具有高度发达的原始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同时，澧县城头山还埋着一座距今6，000年的古城，它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城址。1995年3月2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澧县视察时欣然题词：“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海峡另一边的蒋纬国先生也为澧县旅台同乡会《会务通讯》创刊题联：“中华文化亿万载，澧州古城七千年”。该遗址的发掘，被列入“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常德处于荆楚和湖湘文化的交汇处，其文化发展既兼有二者的特征，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在远古时代，常德诞生了一位与尧舜齐名的传说人物善卷。他所居住的地方称枉人山，即今德山。“枉人山”，顾名思义，是尚未开化的人群居住的地方。直至唐代，常德都被歧视为蛮荒之地。当然其中不乏对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偏见。但是，常德以善卷为发端，开发民智，以善和德锻炼人们的精神品格。唐尧敬慕善卷的贤德，拜他为师；虞舜欣赏善卷的才干，请他出山治理天下；在治水途中的大禹，也曾向善卷求教。隋人樊子盖任本地刺史时，鉴于善卷的事迹，改枉人山为善德山，简称德山。“常德德山山有德”成为千古名谚，毛泽东曾在《水调歌头》词中加以引用，更扩大了它的影响。善德成为常德历史文化发展的主线。

　　继善卷之后，对常德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有屈原和宋玉。屈原的祖籍为常德的汉寿县。他被楚顷襄王流放江南后主要活动在沅、澧流域，其作品《离骚》、《天问》、《九歌》、《哀郢》等都是在这里创作的。宋玉的“赐田”和晚年的流放地及去世后的墓葬均在常德的临澧县。屈、宋创造的楚辞是南方文化的一面旗帜，并且成为汉文化的主干，李泽厚甚至说“汉文化就是楚文化”。可见，沅澧流域在中国古文化形成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因为常德的特殊地理位置，一批历史名人或征战、或游览、或贬谪、或途经、或者在常德生活，对常德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战国时有张若、司马错，都在常德筑有古城。南朝的沈约，被称为“一代文宗”，是在常德长大的。常德的裴家码头还有沈约的读书台。东汉马援征五溪，兵困壶头；中郎将梁松来武陵监军，调解了民族矛盾。自古常德就建有伏波祠、梁松庙。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贬谪常德10年。《旧唐书》称他在朗州：“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词，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歌以教巫觋，故武陵溪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踏歌词》广被人口，在民歌体诗词的创作上有很高的地位。在常德，刘禹锡创作了哲学名著《天论》，参与柳宗元和韩愈就天人关系展开的论战。历史上有一大批文人游览常德，留下千古名作。陶渊明曾在沅陵一带生活达6年之久，他的《桃花源诗并记》就是以沅澧流域“武陵入射鹿”和“武陵渔人捕鱼”的传说为原型而创作的。李白的《菩萨蛮》被称为文人创作词的鼻祖，最初题写在汉寿沧水驿楼，被北宋人魏泰发现；杜甫写的《过洞庭湖》诗被刻碑立在汉寿赤沙湖的沙洲上，被北宋大诗人黄庭坚认出。黄庭坚游览常德，不仅有名诗传世，而且由他书写的刘禹锡在常德创作的《经伏波神祠》成为书法珍品。另外，宋明理学家朱熹、王阳明都曾到常德讲学；陆九渊途经常德，为武陵新建儒学作记；湛若水其人其学在常德影响很大，培养了如蒋信一批得力门生。

　　隋唐以后，儒家文化吸收熔铸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儒、释、道共同构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古代常德，佛教文化相当发达。西晋永嘉元年(307)，在今临澧县修建了石墨寺，可推知佛教传人常德的时间当更早。晋太元初，惠元在武陵山中射孕鹿，由其惨象顿悟前缘，落发为僧，在乎山立寺修行的事迹记入《梁高僧传》。唐中期以后，禅宗各派传人，常德成为全国佛教文化的发达地区。相继来常德的有惟俨、崇信、宣鉴、善会、元安、克勤等一大批高僧，因其影响药山、龙潭、德山、夹山、洛浦等寺庙相继成为楚南名刹。至今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徒仍把这些寺庙奉为祖庭。李翱药山问道传为佳话，他写的一首诗偈被僧俗界誉为名作。宣鉴和尚用棒喝的办法接引学人，其名言是：“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以“德山棒”著称佛教界。宋代，临济宗杨歧派高僧圆悟克勤住持夹山，评唱《颂古百则》，经门人整理以夹山的别名命名的《碧岩录》，成为禅学名著，其影响远播海外。船子德诚和尚跟随惟俨在药山修持达30年之久，他不仅传法善会，使其成为夹山的开山祖，而且有39首渔父词传世，文学价值很高。明末清初画僧髡残，是常德人，现存画作约30幅，分别珍藏于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美国和大英博物馆。

早在东汉时期，道教就逐渐传人常德，旧志有浮丘子居临澧太浮山炼丹的记载。著名道士黄敬就是当时的武陵郡人，少年时阅读经书，并出任过州部从事。据葛洪的《神仙传》记载，黄敬曾向道士王紫阳传授长生之道，主张“但守自然”。道教茅山派第15代宗师黄洞源曾在桃源观修真。宋代道教北全真派五祖之一的刘海蟾及其弟子白玉蟾，著名道士张虚白，都曾游常德，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其中，《刘海砍樵》的故事演绎为湖南花鼓戏，以至妇孺皆知。张虚白的故事扑朔迷离，传为虚白的赋诗昭示后人：常德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武陵溪畔崔婆酒，天上应无地下有。南来道士饮一斗，醉卧白云深洞口。”白玉蟾游览常德城，“尝息静于报恩观。夏月间，池内蛙声聒噪，画瓦符投之，蛙竟绕池不敢人。即今柳映池也”乙另外，《全宋词》收入了白玉蟾的《沁园春·题桃源万寿宫》。元末明初，常德出了一位著名道士冷谦。他擅长音乐，被明太祖朱元璋召为协律郎；同时他又是元明时期著名画家，所画《蓬莱仙奕图》被当时视为神物，至今尚有画作传世。

常德自古以来人文荟萃。战国时楚国名相春申君黄歇，曾养士三千，常德城有为其制作鞋袜的“珠履坊”；黄歇去世后，葬常德，城内有春申君墓。车胤为东晋名臣，“囊萤夜读”的精神激励一代代学子奋发进取。范仲淹从小随继父在安乡生，活、读书，他创作的《岳阳楼记》在文坛上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至理名言，被世代视为为宦做人的准则。北宋武陵柳拱辰、柳应辰、柳平均为当时的名宦，有惠政于民。特别是柳拱辰为官明进退，不恋禄，为大散文家曾巩所推重，著《归老桥记》，传之千古。钟相、杨幺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主张，把封建社会农民的政治要求从最初的“太平”教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杨幺是卓越的军事家，他与南宋著名将领张浚、李纲和岳飞打了一些硬仗恶仗，在军事上多有建树。常德历史上还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家，如著名诗人李群玉、黄道让、易顺鼎、公安派文学家江盈科，著名的理学家蒋信、冀元亨。杨嗣昌官至明末崇祯朝内阁大臣，虽以督兵著世，并有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过，但“博涉文籍”，诗文俱佳；在推介桃花源，发展地方文化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近现代，常德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如武昌起义的总策划刘复基、总指挥蒋翊武，辛亥革命领袖宋教仁、人民功臣林修梅，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帅孟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缔造者之一的王尔琢，历史学家翦伯赞，法学家戴修瓒，农学家辛树帜，文学家丁玲等。

常德堪称地灵人杰。